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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圖強七十載 城鎮居民生活大變樣——新中國成立70年之浙江城鎮居民生活變遷

時間:2019-09-24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黨中央和歷屆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浙江人民憑著“堅韌不拔、敢闖敢創、開放圖強”的革新精神,勇立潮頭、砥礪奮進,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浙江城鎮居民擺脫了貧困,實現了從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開啟了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設的新征程。

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城鎮居民生活水平變遷概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城鎮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屢上新臺階,從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量到質的追求轉變開始,到精神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攀升。浙江城鎮居民生活經歷了發展起步、改革開放初期的解決溫飽、加快發展的總體小康、深化改革的全面小康和新形勢下高水平小康建設五個階段。

(一)19491978年:發展起步階段。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離浙江后在經濟上留下一副破爛攤子,社會經濟瀕臨崩潰,許多私營企業停工減產,商店歇業倒閉,失業工人多,居民生活困難重重。當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116元。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領導人民恢復和發展生產,安排人員就業,經過三年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02元。1957-1978年,經歷了“大躍進”、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運動,城鎮居民收入在曲折中緩慢增長,到197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2元。

(二)19781991年:改革開放前期溫飽階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通過多次提高職工工資、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居民自主創業等措施,城鎮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進入快速增長期。1991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43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是1978年的1.5倍,年均增長率達到7.2%,浙江省城鎮居民過上溫飽有余的生活。

(三)19921999年:加快發展的總體小康階段。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浙江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改革國有和鄉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放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掀開了全面現代化與改革開放新的一頁,為城鎮居民生活水平邁向總體小康創造了條件。該時期分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各級政府切實落實相關增收措施。發展狀況良好的企業提高職工的福利補貼、獎金、工資等。同時,機關企事業職工工資也得到相應的提升,城鎮居民收入迅速增長。1999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8428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收入比1992年增長了57.7%,年均增長6.7%。按照《全國小康生活基本標準》評價,1999年浙江總體小康實現程度達到100%,在全國率先實現了總體小康目標。

(四)2000-2012年:深化改革的全面小康階段。

進入新世紀,浙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實施“八八戰略”和“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扎實推進“全面小康六大行動計劃”。這一時期浙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備,人民生活更加殷實。2012年,私營和個體企業占全省企業數的83.5%,城鎮私營和個體企業吸納全省48.1%的城鎮就業人口,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01%,創新世紀以來新低。2012年浙江城鎮人口占比達63.2%,較2000年提高了14.5個百分點。2012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50元,比2000年年均實際增長9.5%,比全國平均水平的24565元高9985元,居全國31個省(區、市)第3位,是自2001年以來連續第12年位居各省(區)首位。2012年浙江省第十三次黨代會鄭重宣告,浙江已基本實現了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會的目標。

(五)2013年至今:新形勢下高水平小康建設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的外部環境,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一系列深刻變化,浙江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在新形勢下推動高水平小康建設。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國富民強、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決策,增強了廣大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信心。近六年來浙江經濟增長穩中有進,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浙江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在高水平下平穩增長,貧富差距縮小,社會和諧穩定,創造了人民物質富裕和精神富有的“雙豐收”。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

1  1978-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  收入水平快速增長,收入來源豐富多元

隨著浙江二、三產業創新發展和就業機會的增加,70年來浙江城鎮居民收入來源更加豐富多元,收入水平長期位居全國前列,增收亮點紛呈。

(一)收入水平跨越式增長,穩居全國前列。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浙江經濟在曲折中緩慢發展,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改革開放后的40年間,浙江發展抓住了歷史機遇,不僅在改革上一馬當先,在開放上也力爭上游,實現了從資源小省到經濟大省的跨越,從而帶動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1978-2018年,浙江GDP年均增長11.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9%,實現了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的同步增長。

2 1978-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收入增速

197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332元,198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過千元關口(1104元),199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五千元(5066元),2001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攀上了萬元大關(10465元),到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5萬元(51261元),居民收入不斷登上新臺階。

收入的快速增長,使浙江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全國各省(區、市)的位次迅速提高,并始終保持前列。197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32元,是全國城鎮平均水平的96.8%,處在全國各省區的第11位;198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88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了31.7%,比全國城鎮平均水平高2.2%1990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4倍,比全國城鎮平均水平高出27.9%,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國各省(區、市)的位次上升至第4位。從2001年開始,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18年居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第3位,排在上海、北京之后,居全國各省、自治區第1位。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55574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41.6%,是1978年的167倍,收入水平實現了百余倍的跨越式增長。

(二)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增收亮點紛呈。

新中國成立之初,絕大部分城鎮居民僅依賴于從單位得到的工資補貼等收入。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二三產業蓬勃發展,浙江居民開始從事小買賣、開辦企業及各種服務性行業;積累了一定的家庭財富后的浙江城鎮居民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增收亮點不斷涌現。

1.工資性收入是增收主力。

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受生產力低下的影響,國民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全國城鎮居民就業者中絕大多數為國有和集體職工,就業形式和收入渠道比較單一,工資性收入幾乎是收入的唯一來源。改革開放給國民經濟的發展增添新的發展動力,浙江工資制度先后進行了多次調整與改革,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國家公務員工資得到了顯著增加。此外,經濟體制的改革為城鎮經濟注入了活力,各種經濟類型的企業從無到有,新型職業行業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就業渠道不斷拓寬,工資性收入是城鎮居民增收的絕對主力。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31148元,比2000年增長了3.8倍,對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54.0%2001-2018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年均增長9.2%,比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0.7個百分點。

2.經營性收入快速增長是居民增收的新動力。

改革開放中的浙江經濟以個體與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為特點,浙江人又歷來善于經營生意,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大力倡導“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不斷改善創業環境,減輕企業負擔,簡化審批程序,激發了企業和個人創新創業熱情,推動城鎮居民經營凈收入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經營收入占比呈現“持續擴大,小幅回落”的增長態勢。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經營凈收入8316元,是2000481元的17.3倍,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5.0%,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5.2%提升到2018年的15.0%2001-2018年人均經營凈收入年均增長17.2%,比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8.7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收入逐漸步入了持續、良性、快速增長的軌道,成為新世紀以來浙江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新動力。

3.財產性收入成為居民家庭增收的新路徑。

上個世紀90年代,受投資觀念約束以及投資渠道限制,浙江城鎮參與投資的居民相對較少。銀行利息和國債收益是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主要渠道,利息收入在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在75%90%之間。伴隨著浙江城鎮居民財富的不斷積累,投資渠道逐漸拓寬,財產性收入增收的渠道日益豐富,出租房屋、投資基金、買賣黃金白銀等等理財方式被浙江城鎮居民廣泛涉獵,財產凈收入大幅度增加。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為7586元,是2000年的48.6倍,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13.7%2001-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年均增長24.1%,比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15.6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2000年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為1.7%2018年上升到12.5%,幾乎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居民財富逐漸累積,財產收入成為城鎮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的新路徑。

4.轉移性收入持續享受政策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社會保障事業經歷了一個從恢復、建立到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始終堅持把“保民生,促發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各項社會保障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浙江企業職工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較其他省份起步早,發展快。1984年浙江實施離退休費用的社會統籌,并逐步將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企業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中,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1986年浙江建立職工失業保險制度,并獲得較快發展。1992年浙江對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探索與嘗試。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起步于1996年,20018月頒布了《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辦法》,進一步規范了低保制度。以上種種政策紅利帶動了浙江城鎮居民轉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長,特別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生工程的不斷建設,社會救助、政策性生活補貼力度持續加大,居民從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享受的實惠不斷增加。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浙江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年年上調,使浙江城鎮居民轉移收入得到了持續增長。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8524元,是2000年的5.4倍,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15.3%2001-2018年人均轉移凈收入年均增長7.8%。其中養老金與離退休金占比達81.6%,是轉移凈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拉動增收作用最大。

三、  消費水平不斷提升,消費結構持續優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浙江城鎮居民生活處于貧困邊緣。70年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鎮居民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收入水平不斷躍上新臺階的同時,人均購買力實現了從百元級到萬元級的跨越,消費結構不斷優化,生活面貌日新月異。

(一)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品質持續改善。

1949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106元,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近30年間,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在曲折中緩慢增長,1978年人均消費支出157元,吃和穿等基本消費占絕大比重。改革開放后的40年,隨著收入水平的持續快速增長,城鎮居民生活消費水平不斷躍上新臺階,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34598元,其中服務性消費支出16711元,占消費支出的比重48.3%

3  1978-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增速

(二)恩格爾系數下降,消費結構不斷優化。

新中國成立前期,浙江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較低,解決溫飽是頭等大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維持在60%以上的高位,其中1962年的恩格爾系數為64.4%。改革開放初期,居民的支出仍以基本日常消費為主,1981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476元,其中食品、衣著和水電燃料等占消費支出的70%左右,恩格爾系數為55.6%,屬于溫飽型的生活。隨著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費領域逐漸拓寬,衣著、居住、文化教育、醫療保健、交通通信以及生活服務支出增加,食品在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不斷下降。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1993年降到50%以下,2000年降到40%以下。2018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7.1%,達到了國際上認定的生活富裕標準。

4   1981-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變化

從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化來看,食品、衣著、生活設備等基礎用品消費支出在人均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斷降低,居住、交通通信的消費支出比重顯著增加,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居民生活日新月異。2018年城鎮居民中人均食品、衣著支出額分別為9371元、2232元,分別占人均消費支出總額的27.1%6.4%,比1981年分別降低了28.58.1個百分點;而人均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支出分別為9154元和5010元,占消費支出的26.5%14.5%,比1981年提高了21.513.7個百分點;同時體現發展享受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分別為3684元和2287元,占消費支出的10.6%6.6%,比1981年提高了2.25.5個百分點。

1    浙江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

消費支出項目

1981

2000

2018

合計

 100

 100

 100

1.食品

55.6

39.2

27.1

2.衣著

14.5

 8.1

 6.4

3.居住

 5.0

 8.6

26.5

4.家庭設備及服務

13.2

 9.4

 5.7

5.交通通信

 0.8

 8.9

14.5

6.教育文化娛樂

 8.4

13.1

10.6

7.醫療保健

 1.1

 7.7

 6.6

8.其它商品及服務

 1.4

 5.0

 2.6

(三)飲食更加注重營養,在外就餐消費增加。

20世紀50年代前期開始,國家對糧油實行統購統銷,糧食和副食品憑票證供應。1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嚴重短缺,政府壓縮了城鎮人口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標準,大多數居民家庭常年餐桌上見不到肉。1962年開始,全省糧食及副食品供應有所好轉,但居民的食物消費水平仍然很低。直到70年代中期,普通的糖果、糕點仍然是多數城鎮居民家庭的奢侈品1978年以后,隨著農副產品產量的增加,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短缺的局面逐漸扭轉,品種越來越豐富,居民的飲食逐漸從“有啥吃啥”跨越到“想啥吃啥”。1981-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從264元增加到9371元,年均增長10.1%。食品支出快速增長的同時,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城鎮居民越來越注重飲食營養,膳食結構更加合理。居民的糧食消費中主食消費的比例降低,而其它副食品比重上升。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購買糧食支出為648元,所占的比重從1981年的18.2%降低至6.9%。從食品營養角度分析,1981年居民購買肉類、家禽、蛋、鮮奶的支出比重占57.3%,隨著收入的增加,居民營養結構大幅改善,除了傳統的肉禽蛋奶之外,水產品、蔬菜菌菇、干鮮瓜果類的消費量明顯增加,2018年以上副食品的年人均消費額達到4465元,比1981年增長了28.4倍,占食品類支出的74.8%。此外,隨著消費觀念的改變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居民在外飲食就餐日益常態化,據統計,浙江城鎮居民2018年在外飲食人均支出2253元,占食品支出的24.0%,比1995年增長了7.5倍。

(四)居住條件不斷改善,生活環境逐步優化。

改革開放前,很多城鎮居民通過租賃房管部門或單位房屋解決居住問題,擁有自己住房的居民極少,且住房面積很小。改革開放后,隨著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從購買了商品房。2018年末,浙江城鎮居民自有住房擁有率達到了83.0%,比1992年的15.4%提高了67.6個百分點。從住房支出水平看,1992年城鎮居民人均居住支出僅129元,到2018年達到9154元。從居住面積看,2018年末浙江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到45.35平方米,比1983年(9.44平方米)和2000年(19.87平方米)分別增加了35.91平方米和25.48平方米。從居住配套設施看,2018年城鎮常住居民居住在單棟樓房的戶數比重為33.2%,管道供水入戶比重為99.6%,飲用水前家里采用煮沸為主要處理措施的比重為94.7%,住宅內廁所為水沖式衛生廁所的比重為98.6%。隨著住房商品化的深化,浙江城鎮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較富裕的城鎮居民開始追求高檔小區和花園洋房,并且對房屋裝修質量、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注重享受舒適的居住環境。

(五)耐用消費品更新換代,科技產品不斷普及。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只有部分城鎮居民家庭擁有被稱為“老四大件”的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80年代后期開始,彩色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快速進入城鎮居民家庭,90年中期基本普及。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進入千家萬戶,超高清大屏幕智能彩電、全自動滾筒洗衣機、綠色環保節能冰箱、變頻空調等高科技智能家電產品推陳出新,更新換代不斷提速,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質量。2018年末浙江城鎮居民家庭每百戶擁有的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數量分別為93.87臺、103.17臺、171.90臺,而在1981年分別為1.32臺、0.53臺、0.53臺。同時,一些新型家用電器逐漸進入居民家庭,居民消費正在向享用型、學習型轉變,汽車、電腦、移動電話成為當前城鎮居民生活中重要的耐用消費品。2018年末浙江省每百戶城鎮居民中擁有家用汽車52.43輛、家用電腦86.43臺、移動電話243.12部,比2000年分別增長108.2倍、5.2倍、6.7倍。

2 浙江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耐用消費品擁有量變化情況

耐用品

單位

1981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2018

  摩托車

 

 1.02

 3.77

 16.32

 32.65

 25.82

 72.07

  7.83

 洗衣機

1.32

70.07

84.64

 90.03

 91.45

 94.26

 90.58

 93.87

 電冰箱(柜)

0.53

77.69

94.90

 99.53

102.34

100.36

 97.40

103.17

彩色電視機

0.53

62.99

95.76

139.17

178.62

185.70

178.99

171.90

 組合音響

 

 0.54

 8.81

 23.17

 36.56

 33.38

 15.24

-

 照相機

2.89

19.73

37.81

 45.92

 51.35

 50.07

 48.64

 23.23

 空調器

 

 

16.56

 57.72

146.89

186.62

196.54

220.55

淋浴熱水器

 

 

47.28

 68.39

 90.35

101.19

 94.79

105.28

 家用電腦

 

 

 

 14.02

 59.47

 89.84

101.56

 86.43

 攝像機

 

 

 

  2.18

  5.24

  9.48

  9.14

-

 微波爐

 

 

 

 23.00

 58.24

 71.28

 64.32

-

 健身器材

 

 

 

  4.67

  6.29

  6.09

  6.59

-

 移動電話

 

 

 

 31.73

174.73

198.01

217.43

243.12

 固定電話

 

 

 

 

 96.84

 89.13

 65.78

 28.15

 家用汽車

 

 

 

  0.48

  8.71

 26.43

 44.28

 52.43

(六)衣著消費品質提升,穿著追求時尚個性

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居民的穿著都以黑灰綠藍等單色系的服裝為主,服裝面料有限,居民穿著比較保守。直至改革開放后,隨著居民收入不斷增加和西式潮流的影響,各種化纖織物不斷涌現,居民衣著消費快速增長。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衣著消費支出2232元,分別是1990年和1981年的11.9倍和32.3倍。建國以來浙江城鎮居民衣著消費經歷了由過去講究經濟耐用、樸素結實的“單一型”,轉變為追求時髦美觀的“多樣型”;由過去以棉布為主向呢絨綢緞、化纖等多面料選擇發展;由過去購買面料縫制服裝為主轉向直接購買成衣消費為主。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服裝(成衣)支出1725元,比2000年的389元增長3.4倍;人均服裝材料支出8.2元,占衣著支出的比重由1992年的7.0 %下降到0.4%。浙江城鎮居民衣著消費越來越注重色彩、款式的搭配,越來越追求服裝的個性化、時裝化、名牌化。穿著得體、時尚成為城鎮居民追求美的重要方面。

(七)交通通訊快速發展,時空距離大大縮小。

新中國成立以來,飛速發展的交通及通訊網絡技術,給城鎮居民的出行及溝通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浙江城鎮居民在交通通信消費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交通工具上家用汽車代替了自行車和摩托車,越來越多的浙江城鎮居民家庭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私家車,有部分家庭甚至擁有2輛以上的汽車。數據顯示,2018年末每百戶浙江城鎮居民家庭擁有家用汽車52.43輛,比2000年增長108.2倍。1981年城鎮居民人均交通支出僅為4元,而2018年該支出達到3847元,比1981年增長960.8倍。城鎮居民的通訊方式由之前的電報、信函到現在的電話再發展到移動電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在科技發展推動下,移動電話中智能手機成為主流,已成為人們日常溝通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更發展成為部分居民娛樂的重要工具。2018年浙江每百戶城鎮居民擁有移動電話243.12部,比2000年增長6.7倍,在通信方面的人均支出達到1164元。

(八)文化娛樂方式多樣,精神生活追求更強烈。

隨著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已不滿足于僅有的物質生活,更加注重追求精神生活的質量,休閑娛樂方式也變得豐富多彩,文化娛樂消費逐漸成為城鎮居民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3684元,是1992年的18.9倍,占消費支出的10.6%,對消費增長的貢獻率達6.1%,此外,旅游更是被越來越多的居民所喜愛和推崇,成為人們陶冶情操、拓展視野和享受生活的重要途徑,城鎮居民用于旅游的支出逐年增長,旅游人次數不斷攀升。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團體旅游支出798元,比1992年增長30.9倍。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鎮居民愈加重視自身和子女文化知識素養的提高,從學前教育、小學、中學到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各個階段的教育支出均有大幅度提高。2018年浙江省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支出2032元,比1992年的57元增長了34.6倍。

(九)購物方式推陳出新,網絡消費成為主流。

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的購物方式經歷了巨大變化。從計劃經濟時代到自由消費時代,隨著家用計算機、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普及,以及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居民網絡消費從無到有,并在近十年來迅速增長,成為最主流的消費方式。足不出戶便捷快速的網絡購物被越來越多的浙江居民所青睞,通過互聯網購買商品和服務支出快速增長。2005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網絡消費支出僅為4.8元,到2017年人均網絡消費支出達754元,是2005年的157.1倍。根據2017年對全省有網絡消費行為的城鎮居民的抽樣調查顯示,半數以上受調查者月均網絡消費金額超千元,對網絡消費表示滿意的超過九成。

四、浙江城鎮居民實現高質量生活水平的經驗啟示

70年砥礪奮進,浙江經濟活力增強,轉型升級步伐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新動能不斷發展壯大,生態環境和人民生活持繼改善,城鎮居民率先邁進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設的新時代。70年的奮斗經驗,點點滴滴,淬煉成彌足珍貴的經驗啟示。

(一)經濟發展是改善民生的基石。

經濟發展是改善民生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了,人民的收入就會增加、生活水平相應會提高,民生問題就能解決得好,反過來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兩者是相輔相承的關系。浙江先是憑借體制創新的先發優勢,實現了從農業主導經濟向工業化經濟的轉變,成為全國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隨后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浙江以“八八戰略”為總綱,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率先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成功實現從傳統的工業化經濟向現代服務型、創新型、數字經濟的轉變,實現從粗放型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并不斷增加投向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有效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健全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扶貧濟困,實現發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體人民。新中國成立70年的人民致富史也是經濟發展史,因此,改善民生,說到底是經濟實力問題,是經濟發展問題。

(二)改革開放是改善民生的動力。

浙江是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率先推進市場取向改革,形成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得益彰的先發性優勢。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活力迸發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展現了浙江的成功蛻變。1978年,浙江人民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歷了十余年的改革啟動和探索后,1992年開始構建市場經濟體制,進入21世紀之后,浙江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國有經濟優、民營經濟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各種經濟成分優勢作用得到有效發揮,推動著浙江經濟率先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改革開放的40年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是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40年,是城鄉居民生活實現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并向全面小康邁進的40年,也是社會保障事業從無到有、從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進的40年。改革開放就像一個巨大的引擎,推進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推動了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促進了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民生得到不斷改善的巨大動力。

(三)制度建設是改善民生的保障。

經濟快速發展為民生的改善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制度建設成為改善民生的強大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孜孜不倦深耕社會保障,緊抓民生工作,努力在推動脫貧攻堅、加強基層治理和社會組織管理、創新養老服務、優化殯葬服務、完善社會救助、抓好防災減災等方面創出工作特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等民生問題得到了穩步的、大幅的改善。要保障民生普惠的成果,必須要注重制度建設,加大現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制度的整合力度,使民生的改善與經濟發展同步,與國家財力增長同步,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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