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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圖強七十載 農民生活大變樣——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浙江農村居民生活變遷

時間:2019-09-19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黨中央和歷屆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浙江人民憑著“堅韌不拔、敢闖敢創、開放圖強”的革新精神,勇立潮頭、砥礪奮進,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業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農村居民收入連續34年領跑全國各省區,生活水平實現了從貧困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并穩步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社會邁進。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農村居民增收概況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連上新臺階,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49年的47元躍升至2018年的27302元,年均增長9.7%,總體保持較快增長。

(一)1949-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剛經歷戰亂,廣大農民在饑寒貧苦中艱難度日,收入水平處于歷史低谷期。1949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僅47元,比抗戰前的1936年還要低27元。為盡快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浙江省人民政府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農民減回了大量租谷,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50開始,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全省72.9%的農戶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全省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1952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到73元,比1949年增長55.3%1953年開始,浙江農村開展了互助合作運動,1956年全面實現了農業合作化。農業合作化促使農戶的各種生產要素合理組合,克服了農民單家獨戶生產中所不能克服的困難,實行互助合作的家庭農業普遍增產。1955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96元,比1952年增長30.9%。但是由于農業合作化運動后期步子過快、忽視農業多種經營等問題,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入,1957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87元,比1955年下降9.6%。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生產曾一度遭到破壞,加上受自然災害影響,期間農業全面減產,農民收入也曾一度下降。直到1961年中央糾正了大躍進期間“一平二調”的問題,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發展家庭副業,同時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收入水平又恢復上漲。1962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42元,比1957年增長63.9%,此后收入有所下降,1965年人均純收入133元,比1957年的87元增長52.9%,年均增長5.4%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按勞分配”原則被否定,農民被束縛在耕地上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許多地區一個工時僅值幾分錢。同時,片面強調“以糧為綱”,削弱農業多種經營,不僅糧食生產上得不快,經濟作物產量也連續減產,導致農民收入來源單一,直到70年代前期,農業生產才有所恢復。1974-1976年,浙江農業再次陷入嚴重困境,農業生產水平下降。到1978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65元,比1965年增長23.7%,平均每年僅增長1.6%。

1 1949-197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二)1978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對農村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在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大幅度地提高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村長期積累起來的增產潛力集中釋放,農業普遍增產。198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19元,比1978年增長32.9%,短短兩年中,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

1982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行,農民在承包地上搞好糧食生產和農業多種經營的同時,積極發展林、牧、漁業,使農業綜合生產率大大提高,一大批勞動力走出耕地尋找出路,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二、三產業迅速崛起,農村居民收入來源擴大。1985年人均純收入549元,比1980年增長1.5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實際增長17.2%。

1985年以后,浙江農村經濟發展出現了階段性波動,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不穩定,增長速度放慢。1990年人均純收入1099元,首次躍上千元的臺階,比1985年增長了1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收入每年增長5.2%,與前五年平均17.2%的增幅相比,回落了12個百分點。

90年代,浙江外部經濟環境起了明顯的變化,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浙江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活躍期,農村居民收入在較高的起點上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1995年人均純收入2966元。比1990年增長1.7倍,平均每年增長22.0%,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實際增長7.4%1995-2000年,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階段。2000年,人均純收入4254元,比1995年的2966元增長43.4%,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年實際遞增5.6%。從1994年開始,浙江衡量小康的16項指標的綜合得分超過了90分,按照《全國小康生活水平基本標準》,浙江農村居民生活實現了總體小康的目標。

2000年以后,浙江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深入推進實施“八八戰略”,持續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啟動,新農村建設轟轟烈烈,土地流轉、城鄉統籌發展、民營經濟持續發展、農業勞動力大規模進城務工等因素推動農村居民收入較快增長,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007元,躍上萬元臺階,成為全國第一個收入超萬元的省區。2012年人均純收入14552元,是2001年的3.18倍,年均名義和實際分別增長11.1%8.1%。據測算,2010年浙江農村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程度由2003年的51.2%提高至87.3%,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居全國第4位,省區第1位。

十八大以后,隨著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高質量發展,農村居民收入進入調整轉換期。據城鄉住戶調查一體化改革后新口徑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02元,是2013年的1.56倍,年均名義和實際分別增長9.3%7.2%2015年,浙江農村全面小康實現度高達97.2%,多年來引領全國。當下的浙江,正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闊步邁進,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

2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名義增速

 

二、收入結構多元化發展,增收亮點紛呈

隨著農村二三產業創新發展和就業機會的增加,70年來浙江農村居民收入來源更加豐富多元,收入水平、城鄉居民收入比等指標長期位居全國前列,增收亮點紛呈。

(一)收入來源及結構變化。

1.收入來源從集體統一經營轉向家庭自主經營。1949年以后的近30多年間,農村的經營活動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集體統一經營的農業收入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1965年所占比重近60%1980年仍占40%以上。1983年農村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收入主要來源由集體統一經營轉向家庭經營,當年農村居民來自家庭經營的收入人均241元,占全部收入的67%2018年,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增加到6677元,但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下降到24.5%。從家庭經營收入結構變化看,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戶走出耕地,從事家庭二、三產業。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經營的農林牧漁業等第一產業收入人均954元,家庭二、三產業收入964元,二、三產業收入首次超過了農業收入。

2.工資性收入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迅速崛起,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產業,除了部分自主經營外,更多的勞動力到各類企業、事業單位中從業或從事勞務活動,推動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1980年,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人均僅9.75元,占全部純收入的4.5%2008年,人均工資性收入4713元,占純收入的比重超過50%,此后,工資性收入繼續成為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來源。到2018年,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6898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提升到61.9%

3.轉移性收入占比大幅提升。浙江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從改革初期的恢復、建立到不斷壯大完善,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城鄉居民保障水平不斷提高,百姓社保、養老退休收入大幅增加。新世紀以來,隨著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逐年上調、“新農保”“新農合”基本達到全覆蓋,低保標準不斷提高以及各種惠農惠民政策的落地實施,加上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助推老人贍養費連年上漲,農村居民轉移收入實現較快增長,成為收入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2943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0.8%,位列工資、經營收入之后,其中人均養老金或離退休金、報銷醫療費、外出從業人員寄帶回收入、贍養收入分別為27792624621041元。

4.財產性收入增值潛能較大。20世紀90年代初,農業發展水平較低,農民增收來源單一、資本積累少、投資渠道狹窄,1993年農村居民財產收入占純收入的比重為1.4%,在四項收入中占比最低。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村居民財富積累不斷增加、理財意識不斷提高、理財方式不斷多樣化,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由于中西部等外省農民工凈流入現象普遍,本地農民房租收入大幅提高,農民因住房、資產的合理利用實現財富增值。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784元,是1993年(25元)的31.4倍,年均增長14.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2.9%,比1993年提升了1.5個百分點,但占比仍明顯低于城鎮居民,增長空間較大。

(二)收入水平連續34年居各省(區)首位。

1949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47元,是全國平均水平(44元)的1.07倍,收入水平在全國基本處于中游位置;1985年人均純收入提高至54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398元)的1.38倍,收入水平躍居全國各省(區)第1位。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02元,是全國平均水平(14617元)的1.87倍,收入水平位居全國第2位、各省(區)第1位。從1985年至今,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已連續34年位居全國各省(區)首位。

(三)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

從收入增速看,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從1949年的47元躍升至2018年的27302元,年均增長9.7%,同期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從116元增長到55574元,年均增長9.4%,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略快于城鎮。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范圍內紛紛開展“三農”改革建設,從實行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化發展,從開展家庭聯產承包到推進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從打好脫貧攻堅戰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村體制機制不斷創新,農業經濟、新農村建設得到長足發展,農民收入得到較大幅度提高。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浙江在“八八戰略”的指引下,統籌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農村土地流轉、民營經濟持續發展、農村電商蓬勃興起、農業現代化發展等一系列利好因素推動著農村居民收入步入持續較快增長通道,相比城鎮居民增收優勢更加顯現。

(四)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均衡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總體呈“縮小-擴大-縮小”的變動趨勢。1949年全省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7,總體差距較大,1957年、1962年、1965年、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2.171.321.452.011981年至1992年這段時間,全省城鄉居民收入比均控制在2倍以內;1993年后又回升至2倍以上。2018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04,自2013年以來已連續6年呈下降態勢;比全國平均水平(2.685)低0.649,僅略高于天津,已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各省(區)最低,屬于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均衡發展的省份。多年來,浙江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在全國范圍內首開城鄉一體化戰略實施先河,積極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是全國第一個消除貧困縣、貧困鄉鎮的省份,更于2015年實現26個欠發達縣一次性全部“摘帽”,成為全國第一個較高水平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省份。

3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變化情況

三、消費水平量質并提,生活舊貌換新顏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民生活長期處于貧困邊緣,無時無刻不為生計發愁。隨著農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不斷推進,浙江農村居民購買力量質齊升,消費水平長期位居全國前列,消費結構持續優化升級,生活面貌日新月異。

(一)消費水平大幅上漲,生活品質節節攀升。

新中國成立前,浙江農村生產力低下,農民生活長期處于低水平,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1949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51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浙江農村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居民生活從收不抵支到實現溫飽并逐步向全面小康邁進。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19707元,年均名義增長9.0%,消費水平居全國30個省(區、市)第2位、省區第1位。隨著生活富裕程度的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日益現代化、城鎮化和信息化,主要消費增長點由生存型需求逐步轉向享受性、發展型、品質型需求上來。

(二)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消費結構不斷優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居民生活消費以最基礎的食品消費為主,1954年浙江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63.6%,處在貧困等級,很多村民食不果腹;2018年恩格爾系數降至30.3%,比1954年下降了28.8個百分點,農民生活實現大變樣。從消費結構看,1954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中,各類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為吃(63.6%)、穿(11.8%)、燒(10.4%)、用(5.9%)、住(3.4%)。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吃的支出比重下降到30.3%,衣著、居住、用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比重分別為5.2%25.3%5.3%15.0%9.1%8.3%,折射出農村居民以食品為主的單一消費模式轉變為物質和精神文化消費并重的模式。

4 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變化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農村居民的生活用品非常簡單,家中無值錢的用品。六七十年代人們盼望的“四大件”是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和收音機,但都得憑票供應。1965年平均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自行車1.2輛、縫紉機0.8臺、手表0.63只,收音機更少。改革開放前期,老“四大件”逐漸普及,但彩色電視機、冰箱、錄音機和洗衣機等“新四大件”在農村依然是稀罕物。1985年末平均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電視機11.48臺,其中彩色電視機僅0.70臺,洗衣機和電冰箱分別為0.11臺和0.26臺。此后,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農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快速普及,并不斷升級換代。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從臺式到超屏液晶壁掛式,收音機被各種多功能組合音響和便攜式的“隨身聽”所代替,洗衣機從單桶到全自動,空調由窗式到壁掛式,電冰箱由單門到多門。2000年以后,移動電話快速普及,家用電腦、汽車逐步進入農村家庭。到2018年,平均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移動電話244.5部,計算機45.5臺,汽車28.8輛(見表1)。

1 浙江平均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各年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

 

單位

1985

1990

1995

2000

2007

2018

洗衣機

0.11

5.59

14.96

34.70

 59.72

 84.2

電冰箱

0.26

5.93

21.70

42.04

 74.98

105.6

空調

-

-

 0.30

 5.85

 54.00

139.6

熱水器

-

-

-

18.59

 56.45

 95.4

摩托車

0.11

1.00

 7.04

29.78

 57.85

 22.2

汽車(生活用)

-

-

-

 0.22

  3.96

 28.8

電話機

-

-

 9.81

60.19

 93.19

 27.2

移動電話

-

-

-

20.22

150.30

244.5

彩色電視機

0.70

8.78

32.85

83.15

144.17

175.7

照相機

0.26

0.93

 3.11

 6.44

  9.02

  5.8

家用計算機

-

-

-

 0.89

 19.38

 45.5

(四)飲食結構豐富多元,營養價值不斷走高。

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居民食品消費主要為了滿足“吃飽”的基本生存需求,且食品支出以家庭自產自用的糧食、畜禽和蔬菜等產品折價為主,用真金白銀購買的加工食品為數不多,食物匱乏且單調,營養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膳食結構經歷了從以糧食、蔬菜等植物性消費為主的主食型消費結構到以動物性和其他食物消費量不斷增加的副食型結構轉變,食品消費實現了從單一到多元、從簡單到精細、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轉變。2018年,農村居民年人均糧食和蔬菜分別消費158.992.75公斤,比1980年減少153.124.25公斤;消費肉禽及制品、水產品分別為39.42公斤和18.5公斤,是1981年的3.363.16倍。此外,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分別消費蛋類及蛋制品、奶和奶制品、干鮮瓜果類7.96公斤、9.54公斤和40.44公斤。隨著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長,農村居民對食品的多樣性、品質性、營養性方面需求不斷提高,日常消費也越來越注重營養均衡、粗細搭配和綠色、健康飲食。

2 浙江農村居民各年主要食物人均消費量

單位:公斤

年份

糧食

蔬菜

肉禽及制品

水產品

1980

31200

117.00

 8.63

-

1981

301.00

145.00

11.73

 5.85

1984

311.04

136.83

13.67

 5.33

1990

271.25

121.88

15.11

10.08

1995

262.36

 84.89

19.12

11.43

2000

227.26

 85.94

25.36

12.84

2007

180.59

 79.47

25.78

16.86

2018

158.90

 92.75

39.42

18.50

 

(五)“一季多衣”成常態,追求個性、時尚。

衣著打扮是人們追求個性生活、展示自我的一個重要窗口,而新中國成立之初,村民們的主要任務集中在恢復農業生產、解決溫飽問題,花在衣著打扮上的費用較少,1954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衣著支出為12.9元。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的衣著消費從“簡單扯布做新衣”逐漸過渡到“多途徑購買成衣”,以前主要注重服裝的保暖功能,現在更加注重服裝的品牌、質地、款式、顏色,更加注重體現服裝的個性化、特色化和時尚度等,衣著消費也逐漸向城市化方式靠攏,從“一季一衣”轉向了“一季多衣”。此外,隨著手頭“閑錢”的增多,一大批農村青年男女對服裝面料的要求越來越高,呢料、毛料、羽絨制、皮制品等高檔面料消費逐步增加,衣著支出不斷走高。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衣著支出1018元,是1954年的78.9倍。

(六)住房面積更寬敞,花園別墅齊亮相。

新中國成立之初,浙江農村居民住房建筑材料以木質、泥土或草房為主,面積小、年代遠、樣式舊,可謂是真正的“陋室”。改革開放后,隨著浙江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村居民住房條件有了質的提升。從支出水平來看,1954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用于住房支出3.8元,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3.5%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4993元,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躍升至25.3%。從住房面積來看,2018年年末人均住房建筑面積65.4平方米,比1980年(16.1平方米)增加了49.3平方米,住房面積越來越寬敞,從以前簡陋破房升級換代為高大寬敞的花園洋房、排屋別墅;從居住設施來看,據全省645個村(居)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18年浙江村(居)基礎設施建設較好,被調查的全部村(居)實現了四通(即通電、通電話、通有線電視和通公路),基本公共服務便利,農村居住環境不斷改善,居住幸福感不斷提升。

3 浙江農村居民家庭各年居住消費及居住情況

年份

人均居住支出(元)

居住費用占消費支出比重(%

人均住房面積(平方米)

住房質量

其中:磚木結構(%

鋼筋混凝土(%

1954

   3.8

 3.5

-

-

-

1980

  26.2

13.7

16.1

-

-

1985

  88.8

18.8

22.1

74.2

 9.6

1990

 190.4

20.1

29.3

66.9

23.3

1995

 442.3

18.6

34.1

47.8

41.4

2000

 569.8

19.6

46.4

48.5

46.4

2007

1264.1

19.6

57.1

29.6

65.6

2018

4992.7

25.3

65.4

17.9

81.2

 

(七)文教娛樂消費顯著提升,精神生活更富足。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居民食不果腹,對自身的文娛愛好幾乎無暇顧及,1954年人均用于文化生活服務支出5.4元,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4.9%。隨著生活水平日漸提高,文化設施不斷增加,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也在不斷完善,農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與日俱增,文娛類消費受到廣泛追捧。休閑娛樂、旅游、健身成為生活的重要部分,相應的消費支出比重也有所上升。2018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1788元,占消費支出的比重為9.1%,比1954年提升了4.2個百分點。此外,服務型消費支出的顯著提升也是消費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標志性特征,體現了農村居民對高品質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18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8141元,占消費支出的比重達到41.3%,這些服務項目主要分布在飲食、家政、通信、文教娛樂、美容美發住宿等服務領域。

(八)交通通信發展迅速,出行、交流更便捷。

70年來,浙江農村居民在家用汽車、電話、手機、計算機的擁有量上完成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突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浙江積極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已全面建成了村村通公路、戶戶柏油路的新農村以及覆蓋城鄉、技術先進的通信基礎網絡,并推動農村交通通信消費實現質的飛躍。2018年浙江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家用汽車28.8輛,交通出行更加便捷舒適,去縣城甚至更遠的地方都暢通無阻。同時,隨著現代化通訊設備的日益普及,以電腦和智能手機為媒介的信息化消費和網購行為進入千家萬戶。2018年全省通郵、通電話行政村比重達100%,光纖網絡建制村全覆蓋,主要建制村4G網絡基本覆蓋;年末浙江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計算機、移動電話的數量分別是45.5臺和244.5部,分別是2000年的51.1倍和12.1倍。近年來,上街購物帶上一部智能手機基本就能實現支付無憂,網購支出迅速增長,成為了農村居民生活消費信息化、現代化的典型特征之一。

四、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農村居民生活實現新蛻變的經驗啟示

新中國成立七十載,浙江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經濟建設、深化農村改革、全方位民生保障、創業創新等方面革新圖強、探索推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浙江呈現出農業興、農村美、農民富的時代新氣象、新變化,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建設開啟新的篇章。

(一)經濟騰飛助力歷史巨變。

浙江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地,率先推進市場機制改革,推動了開放型經濟蓬勃發展,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浙商活力不斷增強。新中國成立至今,浙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艱苦奮斗、砥礪前行,完成了從一窮二白到經濟大省的歷史巨變,全省生產總值從1949年的15億元躍升至2018年的5.6萬億元,經濟總量居全國第4位;完成了從百廢待興到創新創業的歷史巨變,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例從1949年的68.58.023.5優化調整至3.5:41.8:54.7,“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24.9%,增長貢獻率達33.5%;完成了從絕對貧困到全面小康的歷史巨變,城鄉居民收入分別連續18年和34年居全國各省區首位。浙江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先行地,是浙江農民闖市場、創業致富的“試驗田”。上世紀80年代初,浙江在全國率先探索發展鄉鎮企業,推動了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成為農民增加就業創業的主渠道,促進了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現在平均每9個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每26個浙江人中就擁有一家企業。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史,實際就是一部以農民為主角的創業創新富民史。

(二)深化改革助力鄉村振興。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浙江率先啟動農村改革,不斷深化農村改革,積極推進“三農”事業發展,大大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成效顯著。依靠深化農村改革,全面推進土地確權登記,創新體制機制優勢,使農民獲得了自主的生產經營權、自有的財產所有權和自由的創業就業權,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效益提高,農民收入大幅增加。可以說,浙江“三農”發展之所以能夠走在全國前列,根本原因是浙江深化農村改革,依靠體制和機制優勢走在了全國前列。進入新時代,浙江在“八八戰略”再深化、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起點上,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扎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城鄉、區域的平衡充分發展,大力實施“山海協作”“欠發達鄉鎮奔小康”“低收入農戶奔小康”“鄉村振興”等重大戰略工程。2018年全省城市化率提升至68.9%,改革創新、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之路不斷深化推進。

(三)托底民生助力村容和諧。

新中國成立至今,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與農村發展、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村容村貌等基礎民生領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保障民生、放水養魚的活政策、好政策。經過幾十年的教育體制改革,農村教育事業百花齊放、碩果累累,目前全省所有縣(市、區)全部建成國家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縣,學前3年到高中階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為99.02%,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60.1%;新型農民培育成果顯著,全社會從業人員從1978年末的1795萬人增至2018年的3836萬人,勞動參與率達93%,為全國最高省份;不遺余力推進城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一體化,基本實現養老、醫療保障制度全覆蓋,“因病致貧”“老無所養”現象大大減少,低保標準實現城鄉同標,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達到7200元;實施“千村示范、萬村整治”“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等工程,美麗鄉村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創建先進縣(市、區)數量居全國第一,群眾安全感滿意率連續15年居全國前列。綠水青山成為浙江金名片,呈現出一番“詩畫江南、山水浙江、和諧浙江”的美好景象。

(四)自身奮斗助力高質量生活。

從古至今,浙江代代傳承下來的“義利雙行、工商皆本”的文化傳統,奠定了浙江農民崇商務實的思想文化基礎,“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創業、特別能創新”的浙商品格,使廣大農民成為創業創新、富民強民的主角。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浙江大地掀起了改革闖關、開放探路、創新賦能的滾滾錢江潮,帶頭實現自主創業和自由擇業,涌現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務工經商者;新世紀以來,更是憑借政策扶持和“電商大省”優勢,將農家樂、度假村、電商村辦得紅紅火火,積極發展“互聯網+農業”產業模式,推動農業生產提質增效、拓寬農民新型就業和增收渠道。2018年,浙江跨境電商交易額居全國第2位,網絡零售額達16719億元,居全國第2位,淘寶鎮和淘寶村數均居全國第1位。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農民不怕吃苦、敢為人先、創業創新、開放圖強的奮斗歷程,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長河里增添了閃亮濃重的一筆,為今后構建平衡充分發展的高質量美好生活提供了“浙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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